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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发布日期:   2020-01-11 17:13:46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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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/面/故/事

网红博物馆的亿元生意

李桂 张恒 / 文

吸引年轻人,是博物馆梦寐以求的事。2008年,故宫就成立了文化创意中心,希望能通过一些创意产品吸引用户。结果并不如人意。刚开始,故宫搞过两次文化产品设计及创意方案竞赛,但只是内部征集,相关负责人的理由是,最熟悉故宫文化艺术的莫过于故宫人自己。

熟悉故宫文化的“宫里人”,显然不熟悉年轻用户需求,所以效果并不好。第二年,故宫原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设计大赛,后来也再无下文。

“博物馆做文创存在着一些机制方面的限制。”《光明日报》文艺部高级记者李韵接受本刊采访时说,比如,博物馆属于非营利机构,是公益事业单位,原则上不能做经营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,博物馆做文创都在打擦边球。博物馆内做文创的人员,往往也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,他们做文创,一定意义上是非本职工作。而文创的收益也不能直接用于奖励他们的文创工作。这就制约了博物馆做文创的积极性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,长久以来,内地博物馆都一直是一副高冷姿态。文物静静待在展厅里,被动等着观众上门。

2013年,台北故宫“朕知道了”胶带火遍两岸三地,给了北京故宫很大刺激。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感慨道:“故宫博物院要改变传统的传播方式,要学会运用多种方式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。”

这一年8月,北京故宫首次面向公众征集文化产品创意,举办以“把故宫文化带回家”为主题的文创设计大赛。2014年,故宫放弃简单的文物复仿制,改为加入创意理念,迎合年轻人的需求,朝珠耳机、“朕就是这样的汉子”折扇、顶戴花翎官帽防晒伞陆续推出,引起很大关注。

“博物馆文创产品日渐生活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”李韵说,“故宫朝珠耳机可称作是代表之一。耳机是年轻人生活必需品。利用故宫的朝珠和耳机相结合就是这一文创产品,一经推出便受到年轻人的追捧,几度脱销。”

2013年,故宫的文创种类才只有195种,到现在,数量已经超过一万种,年收入15亿元。

23岁的孙诗宇也是个文创胶带迷。她喜欢做手账,简单一点,可以用胶带在手账本上贴出一个对话框,在框内写上想要记录的内容;也可以把胶带随意贴到本子内页或者外壳上,起装饰作用。复杂一点,可以用不同胶带贴出带剧情的小故事,甚至搭配出一幅好看的画。有时候,即便什么都不写,只要掏出胶带和手账本随便贴贴,就是很好的减压方式。

另一位胶带迷,在北京工作了六年的飘飘,收藏了一百来卷胶带。不过她觉得,自己这点收藏根本不算什么,真正的胶带大佬“买胶带不用卷来算,用钱来算。我知道最厉害的大佬,买胶带的钱可以在县级市买一套房子,大概几十万吧”。

虽然单纯看故宫胶带的标价并不贵,但遇到“绝版胶带”,价格就会飙升。

“有人会有种执念,买胶带一定要买一整套。但有的胶带卖得比较少,后来成了绝版,有人会专门炒这个。”在飘飘印象里,一款名叫“皇帝大婚”的胶带堪称“传说”。

“皇帝大婚”是故宫淘宝2016年出的一套胶带,共有三卷:白色胶带上印着金色葫芦、粉色“囍”字和藤蔓;另外两卷红色胶带印着金色的“囍”字和蝴蝶、龙、凤图案。

“皇帝大婚”其实做得不好,上市后并不太受欢迎。故宫淘宝于是也不打算再继续生产,发了通知称此款胶带“售完不补”。结果,原本无人问津的胶带迅速脱销。

2016年年底,孙诗宇偶然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发现有人在出售“皇帝大婚”,售价为800多元。如今,“皇帝大婚”的销售价格已经达到了1500元。

故宫的网红文创之路是如何一步步走出来的?……更多内容请关注2019年第7期《vista看天下》封面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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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rrent affairs

时/事

垃圾分类:一点都不能少

聂辉 / 文

3月初的凌晨5点,北京夜色沉沉,朝阳区像素小区暗淡的夜景灯光下,混杂着剩余饭菜和包装纸的垃圾堆满了每一个垃圾桶。环卫工人宋云城推着垃圾桶到环卫车旁,将垃圾全部倒进压缩车厢。

朝阳北路上,一辆辆环卫车穿城而过,几乎每分钟都会有一辆环卫车来往。环卫车司机孙少军每天运输三趟,将半壁店和十里河的生活垃圾,运到17公里之外高安屯的朝阳生活垃圾焚烧中心,用来焚烧发电。

从2000年开始,我国在大城市试点“垃圾分类”,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摸索。2017年,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发文,要求包括北京等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各地也先后出台垃圾分类的地方法规,如今年7月1日起,上海将推行垃圾强制分类。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再次提出,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,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城市垃圾分类处置。“垃圾分类”再度成为社会热词。

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北里小区垃圾投放点附近,墙上张贴着垃圾分类宣传海报,介绍“厨余垃圾”“其他垃圾”和可回收垃圾。但除了灰色的“其它垃圾”桶和绿色的“厨余垃圾”桶,几乎都没有专门用来回收饮料瓶、纸张等可回收物的“可回收物”垃圾桶。吃剩的盒饭、橘子皮等厨余垃圾、纸盒、食品包装袋等其它垃圾,混杂着堆满所有的垃圾桶。

居民周女士称,小区里的垃圾分类都是靠捡废品的拾荒者,“挑出来能卖钱的卖到废品收购点,剩下的都被拉到垃圾站了”。多名小区居民介绍,居委会偶尔会发放一些垃圾分类的小册子,组织宣传活动,但参与者基本都是老年人。“让家里放两个垃圾桶分开盛垃圾,很多人都懒得弄,太麻烦。一手拎两三个垃圾袋扔垃圾的,里面全是没分类的。

到底怎么才能做到垃圾分类?……更多内容请关注2019年第7期《vista看天下》时事

entertainment

娱/乐

《地久天长》:这不是悲剧,是生活

王霜霜 王一博 / 文

2015年,导演王小帅看到一条新闻,是关于中国全面放开“二孩”政策落地的消息。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,突然让他比较清楚地意识到,“原来我们几十年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概念里,只是毫无察觉”。他想拍一部以“独生子女”为时代背景的电影,这是电影《地久天长》的创作起源。3月22日,电影将在全国上映。

电影中,刘耀军和沈英明同是返城知青,也是挚友。他们的孩子刘星和沈浩一块出生、长大,然而在一次水边嬉戏中,刘耀军的儿子刘星意外溺亡,刘家因而成了“失独家庭”。不堪打击的刘家夫妇选择离开家乡,去南方流浪,而沈家则一辈子生活在刘星真实死亡秘密的折磨当中……电影《地久天长》入选了第六十九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,主演王景春、咏梅更创造了中国影史纪录,一起包揽了“最佳男主角”和“最佳女主角”两项大奖。

许多网友看完电影,在网上发表评论,都会在后面用括号贴上一个友情提醒“请自备纸巾”。

和王小帅联合编剧的阿美,第一次看电影时,王小帅也这样提醒她,她中途眼圈几次泛红,身边坐着的一位剧组的工作人员,那是位韩国姑娘,哭得泣不成声。

《地久天长》是一部很容易引起共情的电影,导演王小帅坐在监视器后面常常就抹起了眼泪。王景春记得很清楚,在拍多年后,刘、沈两家医院重逢那场戏时,他和导演一起看回放,一时都无法控制情绪。他把脸扭到了一旁,而导演则拿掉眼镜,用手使劲抹了几把脸。

杀青时,阿美到包头参加关机仪式,她到现场,发现所有人都抱头痛哭,“这群人都什么情况?”她心里想,“有这么夸张吗?”写了这么多年剧本,她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。

制片人刘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,依然对票房保持着审慎的乐观,但她坚信这绝不是一部小众的片子, “是大部分中国人看过之后都有共鸣,情感、价值观上都能跟随的电影”……更多内容请关注2019年第7期《vista看天下》娱乐

culture

文/化

郑云龙能带火中国音乐剧吗?

毛晨钰 /文

音乐剧演员郑云龙等了10年,终于等来了这1分钟。

1月4日,他在微博上发布了由自己出演的音乐剧《谋杀歌谣》和《信》上海场演出日期。很快粉丝在下面回复,在开票1分钟内,两出剧的门票均售罄,抢票激烈程度堪比顶级歌星演唱会。

去年11月,郑云龙首次出现在湖南卫视一档综艺《声入人心》中,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亮眼的外表被大家奉为“音乐剧小王子”。随着节目播出,他的微博粉丝一路从5000多涨到了76万,几乎每条状态下都有上万评论。与他有关的新闻也时常能在热搜榜上占据一席之位。

上海场的火爆局面,到了北京更甚。2月25日,《谋杀歌谣》北京场正式放票。追随“大龙”而去的粉丝“随便”(郑云龙粉丝的昵称)发现,北京场的票价比上海场涨了两倍多,最高票价从260元涨至880元。随后郑云龙删掉了一个多月前宣传《谋杀歌谣》的微博,并发布了一条新微博:“哔哔,哔哔哔”,别问了,播不了。

上一次他发出类似微博是回应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演唱网络歌曲《嘴巴嘟嘟》一事。这条最新的“播不了”微博被网友理解为:郑云龙和票务正面刚了。很快,作为《谋杀歌谣》北京演出的票务方大麦网、心疼郑云龙、《谋杀歌谣》票价就成了微博热搜三连发。

郑云龙的微博在粉丝群里激起千层浪。粉丝们自发抵制黄牛票,但总有迷妹愿意一掷千金看大龙。据工作人员透露,北京场的很多观众根本抢不到官方发售的票,只能通过黄牛购买溢价票。原本880元的票,在黄牛手中打个滚儿,攀至3000元,甚至5000元。

这个价格令很多资深音乐剧粉咋舌,更何况《谋杀歌谣》在音乐剧中还算不上大制作。2012年,《谋杀歌谣》在百老汇推出,讲述了一个三角恋故事:女主角sara与调酒师爱人tom分手后嫁给稳重的michael。在经年的平淡生活后,sara又对tom旧情复燃,陷入欲望与家庭的抉择。可以说,这是一出女主角视角下的“红玫瑰与白玫瑰”。

即便如此,仍一票难求。

北京中间剧场艺术总监满顶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表示,这场与高价不匹配的音乐剧在他看来“就跟粉丝见面会差不多,也可以说是高级粉丝见面会”。

郑云龙走红后发生了什么……更多内容请关注2019年第7期《vista看天下》文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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